试析“集体意识”的流变与中国新诗的厉史构成
“集体弃识”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理念之一，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并日益成为我们反思新诗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中国文化传统崇尚“集体意识”，已经在历史沉积中成为一种“群体意识”。它要求放弃个人私欲的群体性社会行为，其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全民族共同遵守的思维方式与原则。而在儒家礼治和历代政治的不断浸润下，泯灭个性主体意识，进行非理性的顺从，正是构成传统文化“群体意识”，形成历代文学主体思想价值及其独特审美方式的重要前提。
进人20世纪以来，受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确立“人格精神独立”。正是通过唤醒个体意识的方式进行了思想启蒙，并进而在弥补传统文化之缺憾的前提下，将中国纳人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程序之中。如果以这样的眼光看待裹挟于其间的中国新诗，那么，白话文运动以及新诗诞生的历史过程，其意义自然还包括对这种“群体意识”进行了通俗易懂式的个性艺术解构。
然而，在外来文化刺激和本土文化现实发展共同诉求下，五四时期的个性思想启蒙只是以相互对峙的方式完成了现代意义的文化转型。在除传统“群体意识”的盲目依赖和唤醒人格独立后，现代社会意义的“个体意识”与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群体意识”，正以新的形式走进了20世纪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精神。左翼文学运动无条件地接受其全部思想，并自觉运用于自己的革命实践当中，造成了“集体意识”再度成为社会政治、文化的思想主流。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却是农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群体意识”的社会根基与充当现实文化载体之后的难以协调，以及农民阶级成为“大众”之后与左翼革命作家、精英知识分子之间的文化差异。因而，在不断扭转农民固有的狭隘性和落后性的同时，对其革命性与进步性的挖掘，就成为左翼文学倡导“文艺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中国新诗现代化进程由于“时代政治”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一致，是在现代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下全面展开的。
这一时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与诗人的主体意识已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无产阶级的战斗集体;与此同时，在看清现实的严酷性后也认识到“个性解放实现的不切实际”、“只有通过群体解放才能实现个体价值”。但左翼文学却产生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制力，左翼作家虽表面极力宣扬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并将其付诸于创作实践，但他们却很少涉及作家与诗人自身究竟如何转变自我的个性问题，这种高高在上的心态，往往使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走向大众，所以，这种明显带有权利意识的写作，自然需要一种历史的“进化”。
解放区文艺政策由于政治一体化和成分构成相对简单等原因而有别于左翼时代。解放区诗歌艺术水平不高，并循此路径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诗歌创作，都与政治价值标准下，“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张力密切相关，并进而说明集体意识已经成为特定时期“强势话语”的基本史实。
“集体意识”在新诗中的实现是从左翼文学对“文艺大众化”的提倡开始的，而其较早的理论探讨大致可以从对“农工大众”的重视为发端。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鉴于当时斗争的形势，“文艺大众化”的问题逐渐被凸现出来，“诗歌大众化”是“文艺大众化”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其基本原则也势必会体现左翼文艺的观念和主张，这不但要求诗歌写作的内容能够唤起大众，同时，也对诗歌的形式赋予了政治文化功能。
20世纪30年代末期对“诗歌大众化”的继续探讨以及如何“利用旧形式”、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所暴露的问题首先就是“大众化”的主张并没有在现实当中深人下去的事实。与此同时，抗战现实将“大众化”逐步提升到“中国化”、“民族化”的高度，在这个完全区别于五四启蒙时代个性主义和西化立场的现实语境下，民族的、政治的、新鲜的中国化大众文化立场已然成为解决现实文艺创作的主要策略;然而，这种深入之后的“大众化”是以诗人主动置身群众，诗歌内容、形式、语言等要素都被提出更高要求为内在转换机制的。而进人20世纪40年代，特别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关于诗歌大众化”的问题逐步和“通俗化”、“迁就大众”等观念区分开来，并变成了“被大众所化”等理论论述，正说明了这种标准的提升，并为当代诗歌的“大众化’，预设了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