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时政文本翻译中的文化自主意识
论文关键词:时政翻译;多元化;文化意识;实戏范式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民主平等和文化多元共融共存等呼声愈加高涨的情形下，翻译工作者在时政翻译实戏中应建立文化自主意识，体现中国个性特质的制度文化、价值观及文化传承。
世界文化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人类的共性)结合的产物，二者的关系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文化的世界性寓于民族个性之中，并通过民族个性体现出来;文化的民族个性则又不同程度地蕴涵着人类共性。在文化交流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活动本身既要关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又要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强调民族文化个性。翻译活动以价值建构和意义阐释为其终极关怀，与“文化性格”在一般意义上并非相悖，而是有机结合的。跨文化翻译活动既要关怀外在的、表层的、语言规范的机制方面，更要关怀内在的、深层的、文化精神的方面，全球化环境下翻译的内外要素和机制需要我们做到:以开放、多元文化平等对话的态度，在尊重他者文化个性的同时也应坚持自己文化的个性。
一、时政文本翻译的文化自主意识视野
时政文本翻译就广义概念而言其内容、文化性质、体裁和翻译目的应属应用翻译范畴。应用翻译，又称实用翻译，是指一种实用性文本的翻译。方梦之先生曾指出:“法国翻译理论家Jean Delisle在她所著的《翻译的阐释》一书中有Prag-matic translation一说，作为翻译方法可译为‘语用翻译’;就翻译客体而言，则是‘实用翻译’。她对‘实用翻译’的定义是:以传达信息为根本目的，运用语用学的原则来翻译实用性文本。它特别区别于传达有较强情感意义和美学意义的文学翻译。”所谓信息，除了叙述层面的信息外，时政翻译还应体现言者的个性文化、社会群体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所以这种信息传递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用中立、中性的信息传递的思辨观和方法论指导其交际活动，还应有意识地张扬言者的立场、态度和文化价值观等情感趋向。
时政翻译体裁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文本，一是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二是国家党政领导人的重要报告，按纽马克的说法，属“表达型文本”中“官方文告”类型，它们“包括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条例法令，政治法律文件，科学和哲学以及学术方面的权威著作”等。从内容和目的功能上看，时政文本具有严整肃正和权威性，反映的是该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体系。
对于时政文本跨文化翻译的方法论许多学者都曾有过高论:这类文本大都带有十分外显的“文化印记”和“权威”性和“个性印记”，这种权威出自于作者的显赫地位。由于“表述型”功能文本的“核心”是“言者的思想”，作者在文本中的地位是“神圣的”，作者的民族文化成分构成了“表述型文本”的“表达”要素。对于这类文本“表述型”要素的翻译，纽马克建议用“语义翻译”的手法尽可能地使用贴近原语的句法、语义结构将原语语境意义准确表达出来，以彰显文本“个性”。由于这类体裁大多涉及国家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涉及到政治影响和国家形象，也反映出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和语言风格，因而翻译时务必紧跟原文语义、作者思想，决不可随意更改或发挥，强加人译者个人行为和观点。程镇球先生就一直认为，对于这一类文本的翻译，“首先，要紧扣原文，不得任意增删”，“紧扣原文，有时原文的词序也要很好注意，不要轻易颠倒，避免犯政治性错误”，“紧扣原文，甚至一些小零件也不应放过”。因为，“政治文章上用词严格”，“要仔细衡量用词的政治含义和影响”。
不难看出，二位先生对时政文本翻译的思考和方法论的倡导，关怀的都是言者的语言组合和语言个性的内部因素。因而，翻译界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翻译时政文本要特别中规中矩，切不可随心所欲，任意发挥或篡改。时政文本其独特的个性，不仅是语言层面谴词造句的问题，而且体现的是言者的个性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层面的问题。汉语文本从语言层面上看，既有汉语的传统表达风格，如大量反映中国独特国情的习语、俗语，以及个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风格等等，同时这些富有中国特色制度文化的表达形式又体现了我国精神文化的传承和时下价值观的趋向。
功能主义的翻译目的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视野的转向和拓宽，即由原先占主导地位的侧重语言形式和文本中心的翻译理论转向走出语言文本的藩篱，更加注重文本以外的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这种转向得益于交际理论，行为理论，话语语言学，语篇学说以及文学研究中趋向与接受理论的一系列研究活动。以Hans Vermeer为首的一些学者诸如Margret Ammann，Hans Honig等积极倡导翻译目的论的实践观，认为:翻译不是简单的语码转换，而应该视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具体形式。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翻译亦有其目的，且翻译的目的必须在翻译开始前就应确定。概括地讲，目的论对翻译采取的是前瞻态度(prospective attitude)而那些注重原语规约的理论采取的则是一种后顾态度(retrospective attitude )。而传统的“忠实对等论”漠视翻译动机与社会功用，仅以“原作中心论”出发将翻译视作一项原文与译文之间作表面对比的“单纯”性工作，其结果是，翻译研究仅停留于文字上的修饰，总结所谓语言转换规则，而不去追问翻译的文化政治层面。这种彰显所谓“内部研究”而压抑“外部研究”的做法显然具有理论思辨和方法论上的不足。时政翻译要充分体现出说话者的文化思维范式，彰显作者的文化传承个性，保留文化的差异性。
二、后殖民理论的启示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由于旧殖民主义造成的不平等得到缓解和削弱，结果相反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日益边缘化，国际政治经济割据中的不平等和登记模式依然根深蒂固。在文化方面，随之而形成了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权力差异。“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动权，强制性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后殖民理论”，或称“后殖民研究”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深受福柯(Faucault)权力话语理论的影响，发端于40 , 50和60年代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得益于后来学术界文化研究的反霸权运动。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成话语，它主要研究殖民时代结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问题在后殖民语境中的新现实和现象。可以说，后殖民主义关心的是在文化全球态势下，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地位的差异以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权力斗争。罗宾逊认为:“后殖民主义是起源于殖民主义过程及殖民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文化状况或文化研究状况;其关注的是反映在语言、文化、法律、教育、政治等等方面与群众身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尤其关注所有类别之间的差异性，而对在绝对净化的基础上对复杂问题采取简单化的解决方法表示怀疑。”尼兰贾娜云:“所谓后殖民图景指的是百家争辩，竟相解释或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不对称和不平等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翻译建构了殖民状态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
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将翻译活动置于广阔的国际政治文化框架内研究文化间的权力差异对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在他1995年的著作《译者的隐形:翻译历史》里也提出了两种翻译策略，分别是“采取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使外语文本符合译语文化的价值观，把原作者带进译语文化”的归化策略和“对这些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人外国情境”的异化策略。
我们在进行时政翻译实践与研究的同时，理论上应该重视其文化个性和价值观的体现和张扬，而从翻译策略上来看，韦努蒂提出的“阻抗式”翻译，即异化的翻译策略，使译语读者和译者在阅读和写作上摆脱来自强势文化的文化限制不失为是一种可取的翻译范式。因为这种异化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按照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观，翻译，尤其是时政文本的翻译，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应体现文化交际中的平等对话权利。异化的翻译实践可以通过保留文本中的异质文化、思想成分和表证形式，有目的地使用有异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和语言表达形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有度偏离目标语的语理、语性和价值结构体系，突破目的语文化的价值规范，张扬我们的文化个性以实现文化的平等对话。时政文本的跨文化翻译应具有一定的文化自主意识。
三、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的翻译范式
在翻译实践中，考虑到文化差异，相当部分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和表证形态应进行适当“变易”—易形或易义，而不能一味按“源语文本语义翻译”的手法死扣原文结构和命题意义，防止对文本的文化意识表面浅显的形式不适当的关注。功能主义观照下的翻译目的论，以及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学理都强调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自主意识，都要求在翻译实践中紧扣原文内容以体现与作者相关的个性文化特色的有度张扬。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文化思维范式和价值观。语言作为一种“言谈方式”是和整个“一般性的文化密切结合在一起”。语言是以一个体系同文化中的思想体系相联系的，从语言的整体构建中，我们便可窥见相应的文化思维方式，即文化，心理，哲学形态与语言表证结构上的互为一致关系。反过来，文化上的思维方式，哲学，心理，美学价值等亦能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深刻理解民族语言在纷繁外表之下的文化规定性。从发生论看，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塑造证明了语言与文化的同构性，标志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和世界观。从制度文化、传统文化和语言文学文化三个维度来探索汉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时政文本的翻译范式，首先我们必须关怀原文的语言表现形态，因为一种思维形态必须藉以某种语言形态加以表现。因此，汉语言的表现形态可以认为是汉文化背景下群体思维的外在表现形态。语言表现形态中出现的词汇本义的偏离、喻体的选择所引发的关联以及语言组合形式所包含的内涵和外衍均毫无疑问体现了汉文化群体的哲学思辨范式和审美价值体系。因此，对汉语时政文本的语言形态给予足够的关注，采用一定程度上的“阻抗式翻译”(异化)可以和有助于实践我汉文化的个性张显。当然，在翻译实践中，不能一味追求“形似”的阻抗式翻译，有时必须做必要的“变易”以追求文化的精神内核，从而有效实现翻译的目的旨归。故尚“形似”的阻抗式翻译范式和“易形”而寻求“文化精神自主”的翻译范式的思辨观和方法论是互为的，而不是相斥的和悖论性的。现以“八荣八耻”的两种翻译方法为例，探讨“文化自主意识”观照下的时政翻译范式的基本原则:
八荣八耻
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
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
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
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
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胡锦涛语)
